怎样过好紧日子

发布时间：2020-07-13 13:19:51 阅读：次来源：酒柜厂家

“各级政府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过紧日子。”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各级政府提出要继续严格执行“约法三章”的要求。这是经济形势使然，更是执政理念的转变。只有过好政府的“紧日子”，才能为百姓赢得更多的“好日子”。

中央强调“过紧日子”、压减行政成本，已经出现可喜成效：273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128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甚至有23个地级市政府行政成本的绝对数额出现负增长。

那么，地方行政成本还有没有继续压缩的空间？行政成本是不是越低越好？如何衡量行政成本是否处于合理区间？记者在安徽、四川两省进行了深入调研。

良好的制度设计是少花钱办好事的前提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庄立权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基层调研中，一位农民指着自家承包的山头，感激地告诉他，山的东面资金是农业部门拨付的，西面是林业部门拨付的，北面是环保部门拨付的，南面是水利部门拨付的。

“这对一个农民家庭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座小山的开发，竟得到4个部门的资金拨付，资金使用太零散、太混乱，难免会有不必要的支出。”带着这样的思考，庄立权建言“整合资源办大事”，最终，由安徽省副省长牵头组建的农业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得以成立，这不仅使农业资金使用得到规范，同时把“更多的钱投入规模农业、龙头企业”。

记者在四川、安徽两省了解到，由于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品高档化、办公场所分散、规划布局不合理、政府运行方式比较传统、信息化应用程度较低，政府的行政成本仍然存在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实践证明，良好的制度设计、机制安排，能够为政府开支节省一大笔钱。

2月18日，安徽省办公厅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先行开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扩大实施范围，加快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进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的理性选择。”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朱长才说，随着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明显供给不足。如果走大包大揽的老路，政府既当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又当生产者，很容易因管办不分、缺乏竞争导致效率低下。“政府大胆放手，对一些公共服务采取购买的方式提供，有利于简化管理流程、降低行政成本。”

“控制行政成本，关键在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在监督。”四川省审计厅副厅长陶志伟说，要在继续加强财政内部监督和审计监督、人大监督的同时，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本着“能公开都公开、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明确行政成本的公开项目、公开形式、公开载体等，增强行政成本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庄立权建议：“要加快控制行政成本的立法进程，特别是加快预算法的修订，进一步明确预算单位的责任与义务，明确行政成本的内涵和外延，统一口径和指标评价体系，真正构建起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的法律框架。”

据介绍，目前，安徽省先行先试，已经制定了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审计监督条例、财政监督条例和内审条例，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和税收征收监督条例也已经纳入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计划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专家研究发现，行政成本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关系的规律性并不明显，行政成本增长过快的地市级政府，在发达省份和较为落后的省份都有分布。因此，严格控制行政成本是全国各地共同面临的任务，“经济发展落后”不能成为一些不发达地区逃避责任、铺张浪费的借口。

从对四川、安徽两省的调研看，当前控制行政成本的关键在于做好“四个结合”：一是结合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进一步大兴节俭之风，严惩奢靡之风；二是结合政府职能转变，规范“权力清单”，进而还权于市场、社会，并且鼓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是结合政府机构改革，推进部门的职能整合、机构整合和人员整合，尤其是卡住编制关口，防止出现随意提升机构级别、扩大机构编制的现象；四是结合政府效能建设，把效能建设内化到行政决策、行政审批、行政执行和行政服务的各个方面，切实控制行政支出。

行政管理要把握好成本和效能的辩证关系

“要想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政府开门办公，该有的行政经费还是要保障。” 庄立权说，“以往，省直部门的人均办公经费每年约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8000元，剩余部分需要通过专项资金的申报领取。”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谁能报销谁就有钱”的局面。这不仅使得一些部门确实“开门干不了活”，还滋生了一些部门的“小专项”。

“差旅费也是个问题。比如，根据现行标准，出差只能报销200元/天的住宿费，但是在很多地方，200元已经很难住上稍微像样一点的宾馆了。”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司盛宽说。于是，要么把住宿费用部分转嫁到下级单位，要么把差价部分在其他项目支出中报销。

在成都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箭看来，“针对通胀预期和物价上涨，要在政策范围内切实保障行政运行的支出，可以从制度上规避单位挤占、挪用专项支出。”

被采访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建议，本着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保持相对同步的原则，适度提高住宿费的定额标准，是符合当下实际的。

记者从成都网上政务大厅看到，这里每个电脑的行政事项页面上都有“在线咨询”的链接，几位工作人员在为市民提供在线咨询服务。

成都网上政务大厅是4年前正式开通运行的。在一旁的张箭主任插话说，“网上政务大厅的搭建，免不了一笔行政费用的支出，尤其是前期投入支出大。表面上看，这一部分行政成本是增加了，但老百姓的跑路成本却降低了。”

在张箭看来，行政成本的投入是以实现行政效能最大化、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服务为目标的，铺张浪费的行政管理活动固然不可取，但是忽略了成本和效能辩证关系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能够给百姓带来实惠的行政成本不能省。

看来，地方行政成本也不是越低越好，但作为行政成本一部分的“三公”经费，是必须压减的。“三公”经费是行政成本的一部分，老百姓看得到、感受得到，因此也最受诟病。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郑树全说，“社会上的‘仇官’心理，与老百姓能经常见到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铺张浪费现象不无关系。”

自从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拉开帷幕，“三公”经费支出得到了遏制。从记者在成都、合肥了解到的情况看，成都市2013年“三公”经费总支出同比下降14.34%，合肥市同比下降12.7%。

今年两会再次提出，“2014年中央‘三公’经费规模将只减不增。”据了解，今年伴随规范差旅费、会议费管理等一系列厉行勤俭节约举措，将进一步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需要澄清的一个模糊概念是，“三公”经费是否等同于行政成本。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孙彩红研究员认为，“一些媒体对‘三公’经费的过度关注，掩盖了对行政成本真实含义和状况的认识，会让人们认为政府把必要的行政支出，都用于公款消费了。”她认为，在对行政成本的认识上，要坚持客观性和科学性立场。

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行政成本考量标准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政府在公共安全、交通、社保、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物价水平日益提高，物质消耗逐年增大，如何衡量行政成本是否处于合理区间？

被采访的两省财政专家和人大预算工委的同志普遍认为，衡量行政成本是否处于合理区间，主要看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是否下降，看行政成本增幅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幅及GDP增幅相比是否下降。

2008年以来，四川省接连遭受汶川地震、芦山地震、洪涝灾害等，政府投入到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幅增加，事务性工作也增多，拉高了行政成本。

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陈书平说，数额的增加难免会引来群众对资金用途的猜想，但只要想一想CPI的上涨、四川省近年来的多灾多难，就会明白数额的增加也是必要的。从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看，四川7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行政成本增长率始终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和GDP增长率。

“地方行政成本在地域间、单位间、年度间肯定是有差别的，衡量标准不能绝对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庄立权说，比如安徽省合肥市，行政成本从2011年的17.68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22.98亿元，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于行政区域规划的调整，随着原巢湖市的一部分区域划归合肥，合肥市的行政事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行政成本自然也增加了。

合肥市财政局副局长陈伟认为，行政成本与行政效能，应该是个函数关系，也就是说，当前者取一定值时，后者就有确定值与之相对应，只要行政成本控制在一定区间，就会发挥出最好的行政效能，否则就会影响行政效能。

政府过好“紧日子”，精打细算是关键。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府行政成本考量标准，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记者温红彦王比学张洋徐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