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中世纪晚期欧洲市场崛起给我们什么启示

叶檀：中世纪晚期欧洲市场崛起给我们什么启示

叶檀(资料图)　　任何经济改革，如果不能进入核心的信用定价与寻租领域，所谓的市场改革就是镜花水月。　　两则貌似不相关的信息，警示市场改革的艰难：一是中国新闻网6月10日报道，备受关注的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仅1个多月，在该中心登记的借贷需求意向已有636笔，供需资金总额约14.5亿元；广州不甘落后，广州越秀区发改局副局长廖检文向《南方都市报》表示，旨在探索民间借贷定价机制的广州“民间金融街”，将在本月26日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开幕当天揭牌。二是在同一天，关于烟台苹果药袋事件继续发酵，农业部以专业面貌出现，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0年的统计，发达国家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发展中国家的1.5至2.5倍，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现状是，近年不断好转、总体现状较好、但仍存在隐患。　　前者旨在建立中国民间借贷平台，通过信贷利率指数，向市场发出价格信号；而农业部的解释所遭遇的不屑，显示上下的不信根深蒂固，任何一个互不信任的市场，交易成本都能高到天上去。这是市场经济的命门，以邻为壑无法达到效率最优，表面看来是市场经济，其实每个地区都是一个个大而全的诸侯经济。寻租与信用不彰，是市场经济的两块绊脚石。寻租市场不可能有信用，有信用的市场寻租必然受到抑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可供佐证。　　1688年之后，英国公债利率下降，期间英国公债规模急速上升，到1720年公债规模是1688年的50倍，但同期名义利率却从10%下降到4%。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这是议会制度结出的善之果。英国的议会确立了对税收的主权、获得了对政府收支进行审计的权力、钳制国王特权后，1689年的权利宣言宣告了对财产权的保护，金融市场信用风险大降，带动市场利率大幅下降。　　这只是金融故事的一个侧面，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多角度的，任何信用的建立都是强制性力量制约下的结果，不能指望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在政权稳固的情况下，会自发地道德发现，建立起约束自己的风险控制体系。　　如果金融信用无法保障，以最可靠的资产担保成为促进借贷唯一可行的办法。晚清时期借款都以海关税或者盐税作保，而目前我国主要以房地产等作为质押担保品，原因就在于此，这与中世纪晚期欧洲王国的税收担保如出一辙。而低利率资金向大型企业的单向输送、以地方政府财政隐性担保作为地方重点企业借贷的潜在信用体系，也许以税收、基金担保相同，只不过，我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担保不受到法律保护。　　在欧洲大陆中世纪晚期纺织业、市集的发展过程中，君主特权与城市贵族特权之间的互相制约引人关注。城市特权阶层对于行业、税收的控制被试图扩张的君主粉碎；而君主们一统天下、垄断利权的美梦，被城市精英与各地蓬勃兴起的贸易中心敲醒。　　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并不重要，所有的权力都有垄断利权的趋势。因此，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平衡垄断权力至关重要，而对平衡垄断的力量与势均力敌的反对派、法律、议会、税收权、公共财政密不可分。寻租减少交易成本下降，欧洲的原始状态的纺织业、技术革新等也就随之而兴。　　我国正在寻求建立公平的市场体制，目标是建立信用、抑制寻租，平衡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即垄断经济体之外的政府、独立的第三方以及协会等自治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小贷公司协会等民间自律组织，建立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平衡不同利益的、市场化的关键步骤。在体制内以垄断体系之手断垄断企业利益之根，是个笑话，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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