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互动的层次-【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1 13:43:13 阅读：次来源：酒柜厂家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互动的层次

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体现在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规范以及大学生全面发展等核心要素，它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舆论性、时代性、创新性的特征，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自觉教育。这种价值自觉的教育模式，在古代已经颇为成熟，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理论，即通过修身培育内在道德感，以内在道德感投入家庭生活，通过家庭的伦理推及到整个社会，并从社会的历练与改造中树立起热爱国家、参与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础。事实上古人也正是借助家国一体的模式，在倡导修齐治平之间培育出一大批理想的读书人。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深化。家国同构的理论，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的精华，更是古代知识分子培育其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哲学基础。

一、道德伦理层面培育的互动

优秀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头脑中共有的观念，观念是文化的上位概念。优秀传统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方式是“器”与“道”的关系，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化的实践与沉淀造就了中国人伦常日用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进一步整合、提炼便是文化培育的方式；而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模式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的表达，使传统文化得以自我变迁与传承。“观念”与“器物”的统一，使得中国古代观念的建构模式与优秀文化的和谐有序发展。“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人最为看重的立身之本与行事之范，所谓“仁”，是指对人的发展规律的关怀，对人的个性的尊重，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营造人类文明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曾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共通之处的；所谓“义”，是指人在社会角色的承担中，表现出超越自我、追求正义的目标；所谓“礼”，是人伦关系的润滑剂，是政治社会生活的规范准则；所谓“智”，是人类认知世界、探索世界、创造文明的理性原则；所谓“信”，是人类交往的契约精神与道德良知，也是国家政权得以长盛不衰、取信于民的根本所在。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核心词汇，很好地概括了中国人思维与行动的方式，也囊括了中华五千年优秀历史文化的精髓，这五个字很好地对应着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优秀文化，它的文化辐射力、道德影响力与价值引导力成为了优秀文化的上位概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要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性继承。所谓辩证性的继承，是指既不能用一种博物馆的心态去看待过往的文化传统，也不能对它盲目崇拜，照搬了事。对于今天的国人而言，在崇尚个性、彰显活力之间达成他们对事物与观念的认知，通过改造自身进而改造世界，事实上，传统文化之于今人而言，有着一道鸿沟，从认知的难易度来看，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很难使他们真正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意，从功用程度来看，他们可能会认为传统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辉和生命力。所以，要真正认识传统文化，首先就是必须破除那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观念，要让人们真正明白文化与价值观源与流、根与本的重要性。比如要把贵和乐群的团结意识融入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把公正无私的公道精神融入立命安身的价值范畴中，把苟利家国生死以之的民族品格融入爱国情怀中等。

古人认为，内在道德理性的建构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的前提。孟子曾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正心笃指、崇德弘毅等道德品质，并不应该也不需要由外界进行强制灌输，而应当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或者在后天的成长中必备的素质，道德理性的建构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也是指导每个知识分子探知知识世界、塑造家庭与社会角色的最低价值标准。由于独特的考试制度与官员选拔制度，古代的读书分子都有着天然强烈的政治抱负，加之儒家始终强调知识分子是改造社会与国家，推动儒家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角色，所以任何人在接触知识改造的同时，都会同时树立道德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这当然与知识分子向上层流动的选拔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个人在家庭中的伦理修养直接关系到社会改造与国家的治理，“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礼记?大学》），在这种上行下效、家国同构的模式下，道德品质的塑造便成为了一种价值自觉。

二、社会关爱层面培育的互动

“仁”是孔子一贯的主张，也是他所提倡的价值观中最核心的部分，他认为，这种价值观的本质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借助传统文化的发生机制，通过价值观的自我建构，进而影响他人与社会：先正自己，再正他人；先成自己，再成他物。在个人品格得到修炼之后，知识分子就要面向社会实践，他在社会改造中能否取得成功的标准，是他是否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人”的标准，只要他具备了“人”的标准，即人对社会的索取与付出基本成正比，和谐共处的仁爱原则，社会对他的改造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也就会是成功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必须先向社会作出正向的贡献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前提，所以人际关系强调的是提倡宽和处世，一个人懂得尊崇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这种率性就会在家庭伦理中得到体现，从而也一定能在社会改造中彰显它的魅力。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而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在权力、秩序、等级甚至是基本的价值追求上，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本质分别的，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相信，一个重视家庭伦理（“孝”）的人，走向社会也一定会是成功的，而即便是有所挫折，它的这种价值观也一定会最终为他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回报。总结起来，首先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立论并不以智性的进路证立道德判断为目的，却是以践仁成德行道为务。其次，仁是真切具体、实有诸己的价值自觉关爱之情，随时能展现落实而为实际的道德行为，也不会有反理论者所指责的抽象不能应用之弊。再次，由于仁心的抒发非关从道德法则演绎出个别道德判断上，故自然容德性在落实上有性和关照到殊别的处境性。再者，因为将成德看成实现自身自觉不容已的关爱之情，而非只遵照法则而行。

以古代核心价值观中的“信”为例，诚信是中国古代最朴素的契约精神，不管是在和谐人际关系的构造、政府权威的树立、还是商业贸易的繁荣，都离不开“信”这一核心观念。首先是说话做事不可以存在欺瞒之心，要遵守对他人的承诺，“信而有言”，只有将信用，才能树立起话语权。诚信是古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原则，比如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他认为人的信用如同车的、，没有这两个要件，车就不能开动。诚信是人们事业成功的前提，“人不信实，诸事不成”（《吕氏春秋?贵信》）。诚信也是执政合法性与确立政治认同的基础，所谓“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傅子?义信》），这也是现代法治思想的朴素表达，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只有统治者守法，做到赏善罚恶，言出必行，令行禁止，人民才会真正的遵纪守法。由此可见，“信”是一切道德与文化传统的根基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太多关于诚信的名言，比如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荀子的“耻不信”（《荀子?非二十子》）；孟子的“诚者，天之道”（《孟子?离娄上》），刘安的“人先信而后求能”（《淮南子?说林训》）；程子的“诚则信”（《河南程式遗书?卷二十五》）；朱子的“诚于家则孝友，诚于国则忠良”（《朱子语类?卷六十四》）等等。也有太多太多关于诚信的典故，比如“曾子杀猪”“徙木立信”“韩信守信”。这些名言与典故的产生与传播，一方面验证了中国古代人对核心价值观与内心良知、底线的恪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从文化到价值观的提炼与表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也许会表现出它“普罗透斯”似的面庞，但是核心价值观及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却亘古不变。信在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历代的读书人与统治者都将它奉为民族精神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指导性规范；作为单个的个人而言，只有倡导契约精神，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为社会认同；作为统治者而言，只有不断地强化、宣导它的功用，使之以封建纲常的形式居于社会道德的主导地位，才能激发民众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而在文化的层面来看，崇尚明礼诚信内化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既是文化传统的精髓所在，也是提炼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过程。

三、家国天下层面培育的互动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以《大学》为例，它替一个有为的知识人提供一个在政治上的进程。其中“治国”是忠于国的表现，“平天下”则是忠于民的情怀。《大学》全篇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对于爱国的看法。儒家有这种论调，也不代表人民在道德上可以不爱国，因为这是孟子在说服君王行仁政时他的立意是希望君王能行仁政，应把人民当作不一定具有高度道德标准的人来看。而且孟子也有“亲亲”“仁民”到“爱物”，这种有关主体性的言论, 也说明了爱自己的国家在一个人身上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只有“知所先后”，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社会实践能力，才有能力参与国家治理，也才可能怀抱家国意识。古人在描绘大同社会时曾说，一个人能够做到天下为公时，也必定能够跳出个人与家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而是面向千千万万的个人与家庭。由此可见，爱国主义的教育实际上也是要求知识分子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同心圆圈”有所体认与关照，爱国主义也不单单只是掌握治国平天下的能力，而是毋宁理解为是对人情、世代以及社会关系、政治秩序的一种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所以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比如古人说“是君子修一家之政，移之于官，则一官之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朱文公文集?家政》）。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出，爱国等于爱家，齐家方可治国，国家伦理与个人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均质的构造，这种家国一体的模式值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家国天下的发展经历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国天下连续体，到近代发生了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这就使得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得尤为必要。近代所发生的“大脱嵌”革命，指的是个人从各种宇宙、自然和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成为本真的、独立的个人。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虽然从家国“网罗”中“脱嵌”而出，却进入了另一个身份网络，那就是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民。国民与国家是同时诞生的，当传统的自我剥离了各种家族、地方共同体成员身份之后，其身份定位便退出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生、朋友等各种特殊的私人领域，在日益强大的国家法权关系之中，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平等的、同一性的身份:国民。传统的家国天下一体固然在现代社会不复重生，一体化的解纽乃是大势所趋，但如今家国天下的相互隔绝，恰恰为国家理性铺垫了走向最高权力的红地毯。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多方面、多环节共同发力。培育，即教育引导；践行，即实践养成；培育是践行的前期准备和实现基础，践行是培育的最终目标和成果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要求积极调动社会最广泛的主体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渗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人人参与、人人学习，最终形成人人主动认同、人人主动践行的良好风气。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价值观的培育能够促进社会与国家长远进步；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个人成长与国家兴盛的保障；而国家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需要知识分子懂得如何在家国之间树立起责任意识与时代精神。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理论如同一台强大的孵化器，他能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人才培育巧妙地糅合在一起，通过一个先设的道德标准与理想准则，创制并改造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其树立起稳固的、鲜明的家国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核心价值观之下，一切我们今人认为优秀的、值得继承的文化品格，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作出解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养分，与其说是学习、借鉴传统中国人品格中的优秀元素，毋宁说是去认真审视古代读书人能够将那些优秀的价值元素融入身心并常伴一生的深刻原因。换言之，今人要向古人学习的不仅仅只是那些优秀的思想与文化，而要学习这种优秀的思想与文化的培育模式。

（注：本成果是2017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滋养研究》湘教科规通<2017> 2号 XSJ17B39研究优秀结题成果，作者王宝智，单位：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